“知行合一”的內涵與現實意義- | 台灣上市公司資訊
2017年4月10日—概括地說,王陽明“知行合一”論的內涵有三個要點:第一,知行只是一個工夫,不能割裂。而所謂“工夫”,就是認知與實踐的過程。第二,知行關系是 ...
關於王陽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論,討論的文章已經很多了。但很少能作出“知行合一重在行”之論的,本文就此談談一得之見,求教於方家。
歷代儒家“知行”觀的簡略回顧
在“知”與“行”的關系問題上,儒家有較為深入的探討。有知先行后、知易行難、知先行重、知行並進、知行合一等多種說法。
《古文尚書·說命中》記載了傅說對商王武丁說過“非知之艱,行之惟艱”的話,反映了先秦已有“知易行難”之說。孔子認為人有生而知之、學而知之、困而學之三種,主張“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”,實際上是主張以行為本的。子思著《中庸》引孔子論“知行”之言:“好學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,則知所以修身,知所以修身,則知所以治人﹔知所以治人,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”這是明確將知行問題作為修身治國的根本。《荀子·勸學篇》提出了“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,則知明而行無過矣”的命題,可以說是“知行合一”說之濫觴,但先秦儒家還沒有系統的知行觀。
漢代王充認為所有人都是“學而知之”的,即便是聖人也不能“神而先知”或“生而知之”﹔知識的真偽必須通過事實的檢驗才能証實,即所謂“事有証驗,以效實然”,但他對知行關系未作深入探討。南宋朱熹提出了“知行相須”“知先行重”的觀點,認為“知行常相須”,“論先后,知為先﹔論輕重,行為重”。陸九淵也有“致知在先,力行在后”的觀點。王陽明則針對朱陸的“知先行后”說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說,認為知行關系是“知者行之始,行者知之成”“知行不可分作兩事”。黃宗羲繼承發展了王陽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說,強調“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”,“致字即是行字,必以力行為工夫”,從而把王陽明的“致良知”改造為“行良知”,建立了比較系統的“力行”哲學。王夫之則提出了“行可兼知,而知不可兼行”“知行相資以為用”等論斷。
以上種種知行關系說,本質上都是在討論道德、倫理與政治的關系,它更重視的是德性之知與倫理、政治之行,而非純粹意義上的知識之知與科學實踐之行,因而是一種倫理政治學說,它與西方知識論意義上的知行觀是根本不同的。
王陽明“知行合一”論的內涵與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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